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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權信托的立法和實踐:兼論金融國資改革中的表決權信托探索

    何謂表決權信托表決權信托是把股份的表決權轉讓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持有該股份并行使其表決權。在表決權信托中,受托人持有的表決權與受益人所享有的股份所有權互相分離。受托表決權具有獨立性,受托人在受托期間行使表決權不受原股東的干預,信托制度給予了受托人極大的權力空間。這使表決權信托成為獲取公司控制權的重要法律手段。

      在表決權信托中,股東是委托人,接受股東委托股份所有權(或表決權)的是受托人,信托財產是股份所有權(或表決權),受托人有權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股份所有權(或表決權)并對外承擔責任,受益人是股東自己,這是典型的自益信托構造。

      表決權信托產生于美國公司法,在英美國家是比較成熟的制度。表決權信托實質上是股東將其對公司的控制權集中于一個或數個受托人,使受托人透過董事的選舉或其他方法,以控制公司業務的一種法律設計,旨在以合法的方法促進公司和所有股東的利益。制度設計的目的是使享有受益權的股東與獲得公司經營管理控制權的受托人的功利最大化。信托一旦設立,受托人即可以自己的名義,按照自身的意愿,行使多數股份的一系列權利,爭取掌握公司戰略發展方向和重大管理事項,達到控制公司經營的目標。

        我國《公司法》和《信托法》均未規定表決權信托制度,但實踐中,這一制度已經得到較多運用。如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與安海斯-布希公司在其投資協議中就采用了表決權信托方式安排公司的控制權。上海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于2002年9月8日推出了首個“股權”與信托相結合的產品———磁懸浮交通項目股權信托受益權投資計劃。根據該計劃,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以“股權信托”的方式,將其擁有的上海磁懸浮交通發展有限公司2億元的股權委托給上海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管理和處置,同時將信托受益權分割轉讓給投資者。

      再如近期福耀玻璃的董事長曹德旺的捐贈計劃也是表決權信托的設計,該計劃目前正在等待國家有關部門的批準。曹德旺為使自己對福耀玻璃的實際控制權不變,在起草的捐贈協議上設定一個“特殊條款”,即要求受捐單位在持有公司股票期間及其今后大宗交易等涉及公司事務時,一律授權第二大股東表決。

      表決權信托制度在我國遇到的實踐和立法方面的困境表現為,一方面表決權信托很難與現有的《公司法》和《信托法》原理相融,進而無法被納入到法律制度中;另一方面,我國關于表決權信托的實踐已經先行,并且受到了認可,如果法律不對表決權信托制度進行確認,反而會使表決權信托的運用出現異化,損害相關主體利益。

      用于解決上海金融國資監管難題今年8月13日,上海市政府發布上海金融國資國企改革的指導性文件———《關于進一步推進上海金融國資和市屬金融企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兑庖姟访鞔_指出:“按照本市國資委委托監管有關辦法,由市國資委委托市金融辦對國家出資的市屬金融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笨梢钥闯,雖然名為委托監管,但是根據企業國有資產法,國資委監管權限已被剝離,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政府有關部門和其他檢察機構、立法機構、審計機構、社會監督機構承擔。所謂的委托監管包含的內容是履行出資人職責,即由金融辦來行使股東權。

      但是實踐中的棘手問題是金融辦并非上海金融國資企業的直接股東。上海16家金融國資企業除個別幾家外,直接股東多為國資委監管的國家出資企業,股權分散。我們難以想象,如果某金融國資企業召開股東大會,金融辦作為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究竟應當作何行為?由于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股東,其顯然不能履行投票權,還得由那些直接持股的企業自己來履行股東投票權。而如果不能履行股東投票權,不能參與公司重大決策,這種履行出資人職責有何意義?

      對這些金融國資企業的絕大多數,國資委依法不直接履行出資人職責。在《企業國有資產法》有兩個概念需要區分,一是國家出資企業,二是國家出資企業所出資企業。該法第五條規定的是國家出資企業,其規定“國家出資企業,是指國家出資的國有獨資企業、國有獨資公司,以及國有資本控股公司、國有資本參股公司!钡诙粭l則是規定了國家出資企業所出資的企業,其規定“國家出資企業對其所出資企業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出資人權利。國家出資企業對其所出資企業,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通過制定或者參與制定所出資企業的章程,建立權責明確、有效制衡的企業內部監督管理和風險控制制度,維護其出資人權益!

      區分這兩者的意義在于一般來說國資委監管的是前者,即國家出資企業,這一類企業是由國家直接出資。而對于國家出資企業再出資設立的子公司、孫公司則是數量龐大,但是對于這類企業,國資委并不直接監管,而是由國家出資企業自己去監管。事實上,大量的上海金融國資企業屬于此類。

      現在上海金融國資監管的體制是市國資委委托市金融辦對國家出資的市屬金融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筆者的理解是,這種委托的實質是金融辦代替國資委越過國家出資企業直接對其所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首先國資委可以越過國家出資企業對其所再出資企業進行監管,國資法第三十八條的規定似乎為這種做法提供了依據。該條規定“國有獨資企業、國有獨資公司、國有資本控股公司對其所出資企業的重大事項參照本章規定履行出資人職責。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毖韵轮,可以把本來由國家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的金融企業提高一個監管層面,直接由國資委管理。其次國資委又將這種出資人的職權讓渡給金融辦。顯然金融辦對金融國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的難度是相當大的,無論是法律關系上的解決還是實際操作的困難,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筆者認為從操作層面上看,表決權信托制度對解決相關難題有一定積極意義。金融辦履行出資人職責,一種安排是仍由各國家出資企業行使投票權,但是在股東大會表決重大的決議前,均應由金融辦決定投票事宜,再由那些企業的股東代表去投票,或者干脆由金融辦任命國家出資企業在金融企業中的股東代表,這樣更方便管理。但是在這種模式下,金融辦是一個相對被動的出資人代表;二就是采取表決權信托的方式。表決權信托是一種市場化的方式,即將這些企業對金融國資企業股權的表決權委托給金融辦下屬的金融國資經營平臺(國有獨資公司),由其依法行使。這些企業作為金融國資企業的股東,繼續享有股權的受益權,而將股份的表決權實質授予金融國資經營平臺行使。這既維護了股東的受益權,又將表決權集中于金融辦手中,提高了金融辦作為地方政府履行金融國資出資人職責代表的控制力。

      當然,做大做強金融國資企業是否一定要通過集中股權的方式還值得商榷。股權結構的分散化實際上是有助于公司治理結構的,給金融企業在眾多直接出資企業之外再找一個強大的出資人,這個出資人是政府機構,而且實際上將完全控制企業,是否能夠真正有效呢,難道政府比市場更為聰明嗎?政府的本意是通過由金融辦作為一個集中的出資人職責履行者,來做大做強金融國資企業,但是打造的“手段”是否符合“目標”呢?

    來源:      時間:2009/12/11 9: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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